高杰，字人杰，男，1904年5月出生于浙江省郑县，7岁进私塾读书，后由于家境贫寒，15岁即到浙江宁海一布店学徒，1922年到上海闸北商务印书馆当艺徒，与车间主任糜文溶等跟随美国技师海林格和德国技师劳卜尔学技术。两年以后，他考取四川路青年会夜中学，日工夜读，一直到高中毕业。1930年，他被提升为车间主任，这时，他已精通各种影印晒版技术，还发明了传真版（类似于现在的平凹版）。
    “八一三”事变，闸北商务印书馆总厂全部被日军飞机炸毁，不久，高杰被调往香港分厂担任晒版车间主任。总经理王云五抵港后，要翻印四库全书、各省通志等，便与高杰签订了一份记件制合同，高杰也从每月工资80元提高到300元。后来，当糜文溶担任商务印书馆香港分厂副厂长后，高杰便被调到该处担任有价证券特种印件股股员。1939年，他被调回上海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，负责委托造币股工作。1941年5月，高杰接到糜文溶从重庆打来的电报，让他速经香港赴渝。
    高杰先与中央信托局办妥手续，又到中华书局学习了半个月，然后同杨友明一同赴渝，接收刘湘办的财政部印刷局。1941年6月到达重庆，向中央信托局印制处报到，当时总经理是凌宪杨，协理是陈自康、糜文溶，后者还兼任重庆印刷厂厂长。高杰被任命为技士兼重庆印刷厂材料、总务、工务课主任。该厂后来由中央银行管辖后即改名为中央印制厂。
    1942年，上海、香港沦陷后，水陆交通中断，厂房由枣子岚垭扩建延伸至观音岩上并积极发展生产，职工由100余人扩展到2000余人。当时，全国通货仅靠飞机从国外空运，加上国共合作，解放区也大量需要法币，因此该厂虽日夜三班印制钞票，仍供不应求。高杰身兼数职，重任在身，他专心工作，很少休息，并且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。
    1944年，高杰被提升为中央印制厂副厂长。当时抗日战争胜利在望，工厂拟派8名技术骨干赴美留学，其中也有高杰在内，但提出留美条件，首先要参加国民党，然后到中央训练团受训一月，高杰向糜厂长提出申请：“本人平生不问政治，请求另派他人前往”，留学遂作罢。
    1945年，抗日战争胜利，中央印制厂奉命赴各地接收日伪印钞厂，高杰被派往北平财印局接收中央印制厂北平厂。但当他于1946年2月乘飞机北上途经上海时，被中央印制厂上海厂厂长陈自康留任，顶替长期休病假的技术副厂长徐祝兰，并委托他拟订了“生产标准数与奖惩规则”，拟好后与工人代表多次谈判，均未被接受。
    1946年3月，上海工人开始大罢工，浪潮波及中央印制厂上海厂，形势很紧张。后来经过多方努力，找到了一条妥协办法，罢工浪潮平息。平息后，高杰被提升为该厂厂长，他请求上司对参加罢工的人员给予宽大处理，除掩护几名地下党员赴苏北解放区外，大部分职工都无条件复工或安排他们到其他印刷单位工作，总之，无一人失业。
    1948年冬，国民党失败已成定局，当局命令大陆各大企业迅速在台湾开设各分支机构，中央印制厂也不例外，总经理陈公亮（即浙江省主席陈仪的胞弟）从台湾视察回来以后，找到高杰，希望他同糜文溶一起，前去台湾主持印钞厂工作，并答应他继续留任厂长。高杰回说考虑一下，便迅速与糜文溶联系，两人在上海外滩“汇中”饭店会面，经过商定，两人决定留在大陆，迎接解放，不去台湾任职。后经孙冶方（已故经济研究所所长）的大力协助，此事圆满解决。
    1949年4月，上海形势紧张，高杰与糜文溶等组织了有400人参加的护厂队，保护厂内一切机器设施，并在厂区四周布上了铁丝网，以防止散兵游勇入厂抢劫。在护厂队当中有50多名地下党员，他们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在这次护厂运动中，他们没有一个人被捕，其中有一人因带进步传单在厂门口被查出，后由高杰设法予以释放，投奔了解放区，解放后仍回厂工作。
    1949年5月，上海解放，高杰被留用任厂长，后来改任第二负责人、工程师兼科长。
    1951年9月，高杰进苏州华东革命大学学习。
    1952年2月，被政府逮捕判刑15年，1957年高杰提出申诉被驳回。1966年出狱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又受到迫害。直至1982年9月，政府为高杰平反昭雪。